求5篇时事评论
联合国安理会2日通过主席声明，认为本·拉丹被击毙是全球反恐斗争中取得的“决定性进展”，并敦促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反恐斗争中保持警惕，加强努力。这表明，本·拉丹作为恐怖主义的一个符号已经消失，但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仍然任重道远。
击毙本·拉丹，是对极端恐怖组织“基地”的“斩首”行动。多年来，尽管本·拉丹真身难现，但作为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的一个“象征”，他发挥着实际的“精神”影响力。伴随着本·拉丹的死亡，这个符号消失了，是对“基地”成员的一个心理打击。
本·拉丹之死在全球引起广泛反响，它也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事件，具有标志性的积极意义。作为“基地”首脑，本·拉丹策划、组织、煽动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，在世界各地制造血腥恐怖事件，其中包括针对美国的“9·11”恐怖袭击，以及在肯尼亚、伊拉克、也门等地制造的大规模恐怖袭击。
另外，“基地”组织有很多分支机构，它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和联络，从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、中东、非洲甚至欧洲招揽成员。“基地”组织及其散布的恐怖主义思潮，给世界带来损害，造成众多无辜平民丧生和财产损失，威胁了不少国家的人员安全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。本·拉丹被击毙，可能对全球恐怖组织形成一定震慑。
一个“符号”被消除，远非为国际反恐划上句号。本·拉丹被击毙后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新西兰等国纷纷发布安全警告，加强反恐警戒。国际刑警组织提醒在本·拉丹被击毙后防范报复性恐怖袭击，强化反恐安全措施。从长远看，“基地”头目死了，不意味着“基地”组织及其相关恐怖势力的消失，反恐依旧是长期任务。
而从反恐的方式看，“9·11”袭击后近10年来的反恐历程表明，仅仅依靠军事力量、执法措施和情报工作是无法战胜恐怖主义的，只有通过实施可持续的综合战略，积极加强国际合作，共同打击恐怖主义，才能遏制恐怖主义的传播，挫败恐怖主义威胁。
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公敌，反恐还须标本兼治，努力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。这是本·拉丹这个“符号”消失后，国际社会反恐面对的长久而根本的课题。
时事评论：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
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，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。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，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。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，政府、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。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，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。
单就企业管理来说，资本可以是民主的，也可以是专制的。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，只要挣钱容易，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。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，既有平等亲和式的，也有等级森严式的。你完全可以说，就其本质来说，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。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，确如马克思所说，“资本来到世间，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
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，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。无论它怎样专制，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。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，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，是一种文明的共识。比如，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，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。此外，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、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，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，资本不能去干预，甚至不能去收买。这就是《劳动法》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。
人们说，只有在中国大陆，富士康才能做成“世界代工之王”。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，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。作为一个纳税大户，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，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。国家有劳动法，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；深圳有警察，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，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；员工跳楼之后，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，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。
但是，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，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，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。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，占了极大的便宜。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，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，但是它从中渔利。正因如此，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，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。
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，又是做法事，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，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。这些举措都有一定作用，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，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。除了该做什么之外，最重要的是，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——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，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。平心而论，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。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，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。但是，政府在资本面前的“亲商”姿态是公开的，一时难以改变。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，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，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。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，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。
抽象地说，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。但是，放到具体问题中，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。员工的心理病因，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。但是，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，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。此时此刻，无为而无不为，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，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。
时事评论：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
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，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。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，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。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，政府、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。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，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。
